達爾文的夢魘:當代.非洲.煉獄.群像
作者
陳香松
日期
2006 年 12 月 7 日
非洲安哥拉的孩子們在聖誕節收到的是槍支,而歐洲的孩子們收到的是葡萄。這就是現實的世界。而我有個小故事想分享……我希望所有的孩子們都能快樂。── 迪瑪・羅戈諾夫,魚貨運飛行員(Children of Angola received guns for Christmas Day, Children of Europe received grapes. It is the business. And, a little story from me. I want to… all the Children… be happy. ── Dima Rogonov, Fish-Cargo Pilot)
《達爾文的夢魘》(Darwin’s Nightmare,2004)作為一部紀錄片,在敘事策略上有別於過去傳統單一大敘述(Grant Narrative)書寫的紀錄手法,沒有一條特定的敘事主線,光是旁支敘事就有六條之譜:鱸魚工廠的老闆 Dimond,可供兩百萬歐洲人口消費的生產線和生產線上工作的非洲工人;維多利亞湖的生態與歷史,圍繞在湖邊的多數罹病的村民和湖上討生活的漁民,以及一名宣稱使用保險套來防堵愛滋擴散有違基督教義的傳教士 Cleopa Kaijage;Mwanza街頭無家可歸的吸安小孩 Msafiri/Franky/Shaani/Mustafa/Josephu,隨時會遭受到暴力對待的妓女Eliza/Naomie/Gloria/Angela/Catherine,和一名曾經在街頭混過的素人畫家Jonathan;日薪一美元,夜間看守國家漁業署的保全Raphael和他那夢想成為飛行員的兒子;飛行跑道直接通往維多利亞湖的機場,載貨量一日五百噸的Ilyushin型貨機及蘇俄籍的飛行員 Sergey/Dima/Jura/Vladimir/Stanislav,以及 Dima 為孩子們準備的聖誕禮物;代表歐洲聯盟或世界銀行的官員,和以促狹口吻聲稱自己是賣國賊的地方政要,一場在肯亞舉辦的 IUCN(The World Conservation Union)國際生態會議,還有一場看不見的飢荒。
Hubert Sauper 與他的同行夥伴 Sandor Rieder 長期跟拍一個或一群人物或事件,並以多線并行的方式來處理之。他們大部份的時間都花在喬裝上,像以假的身份混充機師或地勤人員進入機場中;在村落裡被誤認為是傳教士;偽裝成澳洲商人一副和魚工廠老闆談生意的模樣;在 Mwanza 街頭則要裝扮的像是揹包客四處拍照留念。
這六條敘事線像似沒有關聯一般,錯亂散置在片子的前段,呈現了一種去中心化的離散狀況,環繞在 Hubert Sauper 所要臨近但又未曾直接進入的主題之周圍。儘管 Hubert Sauper 從來都沒有明言他所要批判的對象,但觀者莫不清楚這一切總是和全球化(Globalization)、資本主義(Capitalism)、跨國企業(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)、帝國主義(Imperialism)、種族滅絕(Genocide)、大屠殺(Holocaust)等等的宏大又抽象的概念脫不了干係。逐漸地,某一條敘事線和另一敘事線牽連上了,最終所有的敘事線都聚焦在一起,形成了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煉獄圖譜。
這種敘述策略意外地夾帶著劇情片裡慣用的懸疑驚悚的氛圍,刻意在片中限制觀者的視角而隱藏某些重點訊息,然後在高潮點處將之引爆,其力量全都是源自於敘事線與敘事線相互「接力」(relaying)的鍵之上,敘事線之間的「轉移性」(transitivity)向所有觀者開敞了可詮釋的範域。這類敘事另一誘人之處在於,權力關係的單面向度輸入被消融瓦解掉了,而成了一種相互滲透的動態狀況,譬如維多利亞湖的原生物圈被破壞殆盡,坦尚尼亞卻因之取得進入全球總體經濟共同體的入門卷,抑或是夜間守門員Raphael期待戰爭的到來,他就可以得到一份報酬更高的工作,當他詰問我們是否害怕時,很顯然的,論述的權力優勢便回到他以及他手上握著的傳統武器之上。
這部片子埋藏著多重隱喻的結構,透過維多利亞湖和湖內的鱸魚,指陳了第一世界是如何將那隻看不見的手再殖民第三世界,當然從來就沒有「看不見的手」的這回事,個體則在區域微觀政治和全球巨觀政治結構的夾縫中求存亡。查爾斯.達爾文的進化論之所以是一場噩夢,不僅僅是鱸魚在「物兢天擇,適者生存」的守則下作為湖內的唯一倖存者,它也可以是列強如何鯨吞蠶食弱國,更可以很暴力意象地聯想為一尾魚天演成槍械,進而爆發非洲內部種族之間的衝突。這不是一則寓言或童話,而是以進化理論作為奠基之現實。
如果將坦尚尼亞的鱸魚置入括號(epoché)裡,它可以是獅子山共和國的鑽石、宏都拉斯的香蕉、奈及利亞或安哥拉的原油,這正是當代非洲遭遇到全球資本主義化下的眾生相。